“但是，”黄佐竹严肃地说：“我们得到可靠消息，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可能会对这架飞机采取爆炸行动，阻止中国代表团前往雅加达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！”维姆先生瞪大了眼睛，“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非常严密，闲杂人员不可能接近飞机。再说，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只停留一个多小时，不可能的！”

“维姆先生，”黄佐竹的脸色更加严峻，“这件事十分重大，你一定不能疏忽！我们确实得到可靠情报，国民党特务要爆炸这架飞机。你一定要安排可靠的人，加强对飞机的监视。否则，一旦发生问题，你是承担不了责任的！”

胖胖的印航经理看着黄佐竹的脸色，也有些不安了。他说：“我一定多派人手，加强对飞机的安全监管。我一定保证飞机的安全，这样可以了吗？”

这天夜里，黄佐竹离开印航经理的家时，心里非常不安。中国代表团将有一部分同志乘坐这架飞机，其中就包括他自己。现在，他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，这架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飞机，前途难测！

黄佐竹不可能知道，原本前途难测的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飞机，其命运，在第二天被人草率地确定了。

第二天是四月十日。北京，中国外交部。

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，点钟准时上班。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昨天夜里收到的周恩来总理的电话指示，呈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。猜想这位常务副部长昨天夜里一定睡眠很好，因为无人敢在夜里打搅他。

这位常务副部长一看见电话记录的时间，就知道周总理的这个紧急指示已经耽搁了一夜。他还知道，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飞机将于明天中午飞经香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几乎未加细致思考，就匆忙召来欧洲非洲司副司长张越，要求他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。

张越副司长立刻掏出纸和笔，记录了这位常务副部长如下的口述内容：

“你告知艾惕思参赞，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和记者一行十一人，将于明日中午，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。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，故请艾惕思参赞转告英国政府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，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。”

请看官们翻到前面，看一看周恩来总理是如何指示的，再看一看这位常务副部长是如何向张越副司长交待的。

周总理明确说明，“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。”而这位常务副部长交待的是，“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。”这两句话有着巨大的差别。前者明确指的是“飞机”，后者指的则是从香港“过境”。前者明确指的是“爆炸物”，后者则含义模糊地指“阻挠和捣乱”。

“外卖部”呀“外卖部”，让人说你什么好啊！

上午的九点三十分，中国外交部欧洲非洲司副司长张越，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，照本宣科，向他说出了常务副部长所交代的内容。他仅仅是一个副司长，绝不敢改变常务副部长所交代的内容。

接下来，艾惕思参赞仔细记录了副司长表述的内容之后，很自然的询问了“中国代表团成员、抵达香港时间、飞机抵达和起飞的时间以及飞行航线”等问题。这位副司长竟然张口结舌，一句也回答不出来。

他只好说：“等我回去查清楚后，再用电话通知你。”

这一次召见，就这样结束了。

前面的常务副部长以睡眠为第一要务，后面的副司长在这么重要的外交约见之前，竟一点功课也不做，着实令人匪夷所思！这样一种结果，使中国政府后来在与英国之间的外交交锋，陷入非常不利的被动局面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远在香港的杜自远并不知道外交部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他只是出于职业本能，对此充满了疑虑。这个时候，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件事。杜自远只能依靠自己的职业本能予以处理。

这天上午十点左右的时候，他与黄佐竹、冯顿都坐在潮海大厦他的房间里。这些日子里几乎每天如此。他们要核对和商讨的，都是台湾情报机构在港人员的活动情况和变动情况，以及他们的隶属关系。

这时，新华社香港分社副总编潘德声来到潮海大厦，向他们说了一个情况。

他说：“老黄，外交部有两个信使到了香港，刚到。他们携带一批重要公函，准备去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。他们听说明天中午有一架代表团的包机要去雅加达。因此，他们提出能不能乘坐这架飞机。”

黄佐竹心里，对这架飞机已经有了一些疑虑。他因此就有一点犹豫。

这时，坐在旁边的杜自远却干脆果断地说：“不行！他们必须按照预定的路线去雅加达！老黄，我建议，建议你派两位同志，陪同这两位信使坐船去雅加达。”